一 枕 桃 花 

——浅议颜英诗集《桃花枕》的艺术特色 

文／王月圣

颜英是恩施州这片绿色土地上刚刚走出、极为珍贵的女性诗人之一。三个月前，我喜获她赠与的、由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桃花枕》。诗集印刷朴实，装帧十分普通，32开本，200多个页码，和众多装饰豪华的个人作品集相比，从质朴简洁的特色里，不难看出诗人立志用初学者的意志和本色，来证明自己对诗歌的真诚爱好和企图挤入缪斯之林的历练创造之心。

为其写序文的人名曰张二棍，我不知道其人，更未读过其诗作，但我对张二棍在序文之首的评价很是钦佩：“它是向我们撒娇的女儿，让读者宠爱着读下去。”张序为我品读《桃花枕》写下了很有吸引力的注释，可以说，我是在先读张序之后才有了捧读全书178首作品兴趣的。恩施这片母土的美丽，哺育和滋养了众多富有冲击力的诗人，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女诗人少之又少，仅有的几位女性作家，则多移情于小说与散文或其他体裁了。

张序又说：“我绝非女权主义者。但我还是固执地呼唤一种母性诗歌，一种从字里行间能够氤氲一种柔软和关怀的诗歌。”我也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但是在我担任州作协主席的十年间，的确渴望过女作家多多涌现，的确对为数极少的女作家给予过一些关怀和支持。但岁月悠悠流淌，恩施州的女作家依旧不多，女诗人更少，专注于诗歌创作且锲而不舍者更是少之又少。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当颜英把《桃花枕》赠与我时，我真有捡拾珍珠之感，并为恩施文学深觉荣幸。

张序还说：“最好的诗歌，是否就是一种兼具多重女性身份的文本。”毋庸置疑，《桃花枕》并非最好的诗集，但作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人的颜英，一位把诗歌创作看得很重的恩施州女诗人，评价她的存在比之评论她的作品更显重要；《桃花枕》之书名，让我最先想起葬花的林黛玉，但颜英绝对不是林黛玉，她没有林黛玉式的凄怜命运，也不具备黛玉的悲切与寂寥性格。颜英是欢快与愉悦的，是幸福与充实的；我当然也不会把舒婷的诗作拿来与之比较，我不欣赏意识流，玩过几十年文学，至今也没弄懂什么意识流。品读《桃花枕》，我只敢站在恩施这片泥土上，以恩施人的文学眼光，对颜英的诗歌艺术特色作一些应该推介的、孤芳自赏式的品评而已。

颜英在不长的时间里，能写出可以结集的诗作相当不错。《桃花枕》共分七辑，每一辑中的作品选编很准确，这说明她对自己的作品描述对象很用心，就像一位细致如微的母亲，对自己孩子穿的众多衣服，哪一件属于春季，哪一件秋季合适，安排极有分寸。她把清江当成母亲描写，角度不新但语言特别，母与子的缠绵动态生动有趣。她写生态景物，不在形致上落笔，而是借物写情。她赞美土地，总是“让风吹进来/吹我的心”；写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蹑手蹑足却又“忍不住伸出手在你额头轻轻触摸”；她描绘情感，则乐意把自己“烧成青花”；写光阴如梭，她将自己变成“山路上的石子”和“暗夜里的闪电”。她是母亲，因为“养了一群小蝌蚪”而快乐地在艰辛岁月里品尝欢欣。

百余首作品，读者都能从每一首中找到诗人的女性特征。这种特征，是细腻和柔软，是温善与斯文，正是这种细腻和柔软、温善与斯文，与男性诗作的犷放与粗野、顽劣与不羁大相径庭而形成强烈反差。正如张序所言，颜英的诗作，其母性诗歌与女性身份都是特別突出的。为了证明她的母性与女性身份，笔者尝试着从她的作品文本里走进她的内心，企图捡拾其一些特别动人的艺术特色--

第一辑，她写母亲河--清江。“每天去亲水走廊散步/都会想起我的母亲”这两行诗，从意识深处已经为作者的描述对象作出了不可逾越的概定。她把清江当成母亲，而她自己只是一位“从河底捞起一块石头/使劲儿扔出去老远”的孩子。从以上四行诗句中，母与子的形象便生动地显现、站立在读者面前。“母亲常说，车河儿的石头/藏着哭声，藏着怨”。满脸沧桑质感的妈妈，不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条河吗？为了加深对母亲的形象描写，诗人用更多笔触进行刻画：如“风雨桥上牵手走过的背影”，又如“一位大娘坐在轮椅里抬起手臂”，再如“母亲从芭蕉园搬到了瑞园”等等。在母亲怀里，作者“是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是一个“那么安静,弱小”的孩子，是一个“积攒了一生的宝贝”。

从封面勒口的作家简介里知道，颜英既是一位清江的女儿，也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她把自己放在女儿和母亲的双重位置上，将对妈妈的爱和对孩子的爱汇聚在一起。身为女儿，她“在这精美而苍茫的意境里/一颗疲惫的心早已臣服”；身为母亲，她“把上游连绵的青山指给老伴”。大量借助景物来抒发她对生活与情感、对老与小的孝敬、挚爱的真实感悟。她没有尽情地描述母亲河的风景，却细腻地观注着“随时准备/扔出手中紧握着的石片”的“一个少年”；仔细地窥伺着“抖动着湿漉漉的羽毛”、“蹲在树枝上”的“一只水鸟”；还有像男人的脊背似的清江石头；像一根柔肠似的弯弯河道；还有逆流而上的游鱼和如铁的悬崖；绕梁的土家歌谣和草木遮蔽的青石；还有童子李、朝天椒和“正朝我们招手”的采茶女与挑着担儿的卖花姑娘……

在第二辑里，她用女性特有的细微目光描述着人们不太关注的小小物件。她“把一朵花安放在心里/和我的灵魂融为一体/永不败落”，怒放的杏花“就把墙推倒”，石头“佩于胸前”，“按住一截竹的七孔/听/轻柔婉转的心音”，大雨“拧成绳索决堤”，草“与我有着肌肤之亲”，“小河耙出芦苇根”，榆木“适合做牛轭和犁”，篝火燃烧出“虎啸的声音”，像“一床好大的被子盖在大地脸上”的油菜花开……

在颜英的诗歌意境里,所有的小物件都有着极为蓬勃的生命。女性诗人的诗歌思维，总是能让这些微不足道的物件充满柔韧不倔的向上力量,正如她在《雨夜，想起芭蕉园的女人》一诗中所吟的那样，她正是那一位“盗走了芭蕉园春天”的叛逆者。颜英的诗行，丝毫显示不出其叛逆性格，拥有的只有女性特有的柔软和温暖的安慰与爱抚之韵。在颜英笔下，春风把“窗子上的玻璃吹薄了”，玫瑰花“多像一句美丽的谎言”，小小烫伤早已“露出鲜嫩的新肉芽”,给母亲熬药能“熬出你十八岁的青春”，母亲洗脚的双足“像两条戏水的娃娃鱼”……

只有女性，才有小时候死死地咬住母亲乳头的回忆，因为在诗人把母亲搂在怀里的时候，发现她的身体像棉絮一样轻飘；只有女儿，才能“感觉到血液/在我和母亲的掌纹里汇合/甚至感觉到了澎湃如流”；只有女儿,才能发现“母亲的手背上长满了斑点/多像海水退去后/滞留在沙滩上的黑色小石子”；只有女儿，才能领悟“像我小时候挣脱了她的手一样/围着院子里/那棵丰满的老槐树/欢快地奔跑”。这些犹如电影镜头似的诗行，充满了生命的动感与生活的质感。读这些诗行，总能让读者动容，亦能勾起读者对母亲的思念与回忆。颜英的诗，绝对是她生活的真实反映，只有真诚体验和始终在体验的女人，才能有如此生动鲜活的描写。我敢说，从她的诗里，我们知道颜英不仅仅是一位孝顺的女儿，也一定是一位合格的母亲。

对母亲和对孩子无限的孝顺与爱怜，引出了颜英对生活，尤其是对爱情的琢磨。她在《发现》里说：“情字被虫子蛀出了洞/只剩下一个爱字了”，尽管“情字有了呼吸”，但爱“也并没有落单/还有十几行诗陪着她/其中一句这样写/只有潮水过后/才会露出石头好看的纹理”。大凡女性作家对爱情的领悟，除了悲伤便是决绝，极少歌吟或颂扬的。因为文学作品里的爱情，只有悲哀才合读者口味，梁祝如此，周瑜和小乔亦如此，伟大纯真的爱情很难写出名篇大作。爱情，正如颜英所说：“用舌尖舔过蜜蜂尾翼上的蜜/也舔了它针上的毒”，爱与情，“只是一个舞者/怀抱一个易碎的坛子”。一般来说，女人大多都是爱情的忠诚者，颜英对爱情的理解，充满了女性的睿智，她“总是梦想着/一朵桃花与蝴蝶相遇”；爱和青春痘一样，是“再也藏不住的秘密/一摸就痒”；如果爱，就应该“牵着手一直跑下去”、“我要你背着我/走进远处的灯火”；爱人，就像一朵雪花“于你的手心上飘落/并悄悄地融化”……颜英把爱情诗辑在一起，充分显现出女性诗人对爱情的渴望与慕拜，对爱情的理解与诠释。如果没有爱情，生活将是一潭死水；如果没有爱，生命将不再延续。我无意从诗人的爱情诗中发掘她在爱情的空间中曾经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只想评论她对爱的理解，对情的诠释。

诗人在《桃花枕》中说：“这么多年/我习惯了捡拾那些/散落的花瓣儿/絮我的桃花枕”。颜英把诗集的书名用这首诗名来命名，其用意十分明晰。无论写什么，都与爱与情有着密切关系，爱是生活的灵瑰，情是生命的载体，只有爱人、爱母亲、爱大地、爱母亲河、爱花儿石头、爱一切生活中可以爱的东西，我们的生活才能充满诗意和诗情，作家才会有诗。作为女性，爱是她的专属产品。因此，女性诗人观照生活、关注创作，才会细致地去理解、思索、描绘、诠释爱与情，而她的理解，无疑才是细腻的，思索才是紧密的，描绘才是柔软的，诠释也才是达观和雅致的。

颜英写诗已有一些年头，先前写过的诗作我很少去读。在2017年石榴红了的日子里，她被州作协派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学习。回恩施后，在几次笔会上相遇，我发现她的谈吐从容了许多，又在微信中读了她好几首新创作的诗中忽然发现：她的诗作好像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推开了一扇大门，笔下的作品就像急步登上了好几级台阶，而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诗变得耐读，且总能让读者产生思考。这以后的每一首作品，总有精彩得让人叫好的诗句；每一首诗作，总能够显现出诗人思考的奇特角度，笔力更显老到，描绘更显新颖。

颜英把去鲁院学习的机会看得很神圣，甚至于“出发前去清江/洗过了身子/洗过了忧伤的心”。走进鲁院，她“蹑手蹑脚”，在那尊铜像面前“忍不住伸出手在你额头轻轻触摸”。这几行诗，宛如一个“小偷”刚潜入神秘殿堂时的胆颤心惊，她是去窍心的，因此才敢于“愤怒了就点字为刀/安静了就化字为牢”,因而才能够“我们一起秘而不宣/一起守住月落之思/待冬天过后/我们一起重生”。最妙的意境是“重生”这两个字眼，她从鲁院走出，她真的“重生”了，正如一位陷入谜宫的“小偷”，在圣人的点拨下终于找到了“重装”的出路。颜英受鲁院的点拨，诗作的变化绝对令人不可小觑。

从第四辑的13首作品里，我轻易地找到了这种变化：从“昨晩的一个字/让他筋疲力尽受尽折磨”到“它的美出于骨感而非招摇”，再到“紧紧地裹着内心的火焰”，再到“试图用我的悲喜将你打开/并相互认领”，再到“破茧而出是苏醒”……诗行的意境在递进，这种递进关系足能让读者产生联想，联想她当初写诗多么单薄无力，而走进鲁院，诗人“被一枚子弹击中”到“急转回身/用手/捂住怦怦跳动的胸口”，一跃“不再是文字狱中的囚徒”，成为“朝暮相和/击壤而歌”的一位“归来的牧羊人”……女性诗人对生活的描绘和对生命的变革，其细腻之力令人兴奋。我肯定地相信，从鲁院回来的颜英，一定会写出更加丰厚优越的诗作，经过鲁院的“烫银镀金”，她不再是原来的颜英了。

纵观《桃花枕》的众多诗作，我对颜英的前段作品作出了一个总体评价。我个人认为，她的诗作，真像一缽又一缽精巧而又细微、美丽而又温韾的盆景，尤其是每首诗中凸显的女性特有的芬芳与柔软之韵，让读者能沉静地思考着生活的多彩韵味与生命的向上力量。但是，我遗憾地指出：颜英的诗作缺乏大气之色，缺少磅礴之力。这也许正是女性作家的弱点吧？为什么会缺乏大气、缺少磅礴特质呢？是颜英过于小心于自己的把握能力？还是她不善于寻找大题材、不屑于撰写大主题？我以为，总是以小说小，是绝难成就大作为的。

前不久，我们应邀参加市作协举办的太阳河笔会，会后读她的几首诗作，实在没能让我产生兴奋感，她说是因为不熟悉太阳河历史的缘故。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点：颜英缺乏生活的深入，还缺少深入生活的主动性与自主性，是受工作与家庭的牵累还是只想写点花花草草而已？“诗言志”，这三个字虽然老套，但却能让颜英思考一阵子。颜英自称在诗创作的路上“不知归途”，由此可见，她还是“禁不住诱惑”，在诗的王国里“你能不醉吗”？为了能让自己成为卖花姑娘，让“篮子里的鲜花摇曳/灿烂明媚”，我还是希望颜英“一出关/有一眼望不尽的黑土地”，因为“草木一秋只是一个词/风一吹/草又绿了”，而不是“人生苦短则是跳过土墙/成沙，成尘”。愿颜英枕着桃花絮成的枕头入梦，桃花枕一定会给她带来好梦，而做好梦，则需日有所思，行有所至，至有所深。

我将本文命题为《一枕桃花》，就是想为她的后续诗集再撰二枕、三枕……恩施这片神奇的土地是出好诗的地方，更是女性作家大展身手的天地，敬请颜英在诗的岁月里，始终跪拜在“滚烫的蒲团”上，“用什么去把握嬗变的路径/用什么去破解命运里暗藏的/玄机”。

    (2018年9月于恩施)

总编：滕义　编辑：廖康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