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一个难舍的故乡，随着年岁渐长，我的这份故土情节也愈发浓烈了，看个电影读本小说听首情歌，这思绪总是离不开那片刻在骨子里渗进血液中的山山水水。

我的老家叫白果村，其实不是一个村，在大集体时代也仅仅就是一个生产小队，隶属崔坝公社尖山大队（如今恩施市小村合并后尖山也沦落为崔坝镇刘家河村的一个地名组了）。打开百度地图放到最大时也能找到武陵山腹地恩施建始两县交界处这个叫尖山的地方，仔细搜索还可以陆续发现火盘溪、口子上、白果村、金竹园、黄柏槽等，农村合作化以后这五个小地名便分属尖山大队的五个生产小队。

白果村就是三队，我想象从空中看应该是大体规则的一面坡，左右两边各有一条小河沟，坡的底边是一幅伟岸的绝壁，将处在底边的一座大山齐齐切去一半，这就是半边山了。坡上分布着正坦湾、叶家梁子、后槽里、庙梁子、东边坡、老屋里、木匠槽、黄坪里、何家槽、樟树坡、岩井湾、结家槽、八果树坡、花栗树林子、窝坑里、大山上、周家河、糖厂沟、桥湾河、溪沟里这些乡邻们约定俗成的地名。二十来户人家就点缀在这坡上或槽或里的稍平坦开阔的地方，理论上讲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自然小村落。

尖山大队是崔坝镇辖区海拔最高地处最偏远的高山，上街去一趟大概要走三十来里路，住在大山里去集市做买卖是难免的。可尖山人赶场的那个难啊！记忆中去崔坝街赶一场总要足足一整天。天没亮就得背着山货出发，因为要尽量赶早争取卖个好价钱。卖完山货，紧紧揣着兜里的钱，一番精打细算，又要一街上下反复比较、左右权衡后买回这样那样的生活必需品。后来读叶圣陶先生《多收了三五斗》一文时，立马就联想到老家人赶场的情形。那些体面的街上人眼贼，通过装扮、行李以及齐腰的黄泥巴便能分辨出我们高山人，这些专靠“投机倒把”赚钱的生意人会专拣憨厚淳朴的高山人下手。记得有一年冬天我雄心勃勃吃尽千辛万苦背了一捆竹子上街，满以为能换回过年的鞭炮，结果区区五毛钱就成了故事的结尾，从此我也就恨上了街上人。后来有次和在北京工作的表弟闲话，不约而同流露出对“尖山”一名的不满意，本来就地处偏远高山，还偏偏取名尖山！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就不能给我们换一个稍体面的名字呢？看人家火花、鲜花、光明、明月的，多响亮。但出身不由已啊，尖山人总得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存繁衍下去。

老家其实是个很美很美的地方。离家几十年也见识过不少的繁华都市、名山大川。那些4A、5A景区景点和我老家相比也不过如此。白果村海拔1300多公尺，人烟稀少、地貌奇特、植被丰富、山青水秀，那春的花、夏的绿、秋的果、冬的雪，在我看来总是美不胜收。两条灵动的溪流从村前峭壁飞泻而下，形成两道绝美的飞瀑，像飞龙腾空而起，又像银链挂在少女的胸前，常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形容白果村这美轮美奂的山水，冰心先生说：“时间和空间里开满了空灵清艳的花，以供慧心人采撷，可惜慧心人写不出。”可我毕竟不是一个慧心人啊！我曾有意邀约许多见多识广的社会名流相看，无不拍手叫绝。

谁也不知道什么年代有了白果村，那颗千年银杏或许能见证她的历史。二十多户人家自坡顶的正坦湾至坡底的窝坑里依次排开，中间有三个稍大的屋场，居中的颜家老屋便是带有历史色彩的行政中心——三小队队部就设在这里。儿时记忆的绝大部分是那个轰轰烈烈的大集体时代，印象最深的是会多，下雨天要开，下雪要开，晚上也常常开，因为抓革命是促生产的。每逢开会，一队男女老少挤在一个堂屋里，男人裹上一支叶子烟，女人们手上总是做不完的针线活，满屋子乌烟瘴气。孩子们往往凑着这份热闹在人群中追逐打闹，全然不在乎公社干部和大队领导同志们在前面说着些什么国家大事。但有一次很特别，那就是毛主席追悼会。追悼会是在我们尖山小学召开的，全校师生大清早开始布置会场，主席台正上方的领袖像用我们从四面八方找来的松柏枝围着，偏中的立柱上挂着全大队唯一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是我那当医生的姑父最贵重的财产），收听的应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操场上黑压压站满了人、地富反坏右们则被集中在操场一角由民兵看管着。不记得是几点钟，收音机里宣布追悼会开始，这个边远山村便和全国人民一道鞠躬默哀，哀乐声起，全场顿时哭声震天。我那时虽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却实在是被这种从未经历过的肃穆气氛给震慑住了，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饥饿和贫困是那个时代所有人无法逃避的。白果村这一面坡山多田少、石多土少，平整肥沃之地极为稀罕，父辈们日复一日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总没有办法解决这百十口子人的温饱，哪怕有叶家梁子、庙梁子、周家河这些战天斗地的坡改梯。日子总是越过越艰难，田里种出的粮食依然不见丰收、饥饿的日子似乎是更难熬了。依稀记得颜家老人大张旗鼓跑到东边坡上吊寻死，就是因为一家人几天无粮下锅了，现在想来他一定不是真想死，大抵和现在上访人一样更多地是想宣传宣传而已。本家一个幺爷爷，无儿无女又不能上坡挣工分，仅靠那点儿基本口粮显然是不够吃，我常看见他老人家在分配粮食的场子里哭闹，有一回从他屋后经过，听到二老正在争吵着“你又添了一碗”。饥饿铺天盖地笼罩着整个村子，似乎也没个尽头，大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应付这苦难的日子，山里的野生葛根、竹米、野菜、漆油等等都成了救命之物。记得有一年生产队死了一头牛，我平生第一次吃到水煮牛肉，那味道至今念念不忘，再也找不回了。尖山许多孩子后来也陆陆续续外出求学，绝大多数免不了饥寒之苦。去年读到路遥先生《平凡的世界》颇有同感，这老家也有不少现实版的孙少平呢。如今和女儿费尽口舌也无法说清楚自己儿时的经历和感受，苦口婆心半天仍只看到她一脸的迷茫和疑虑。

孩子们的快乐总能在苦日子的夹逢中挤出来。记得那时候常有电影队来放电影，这似乎是孩子们的节日了，我们可以为同一部影片跟着电影师傅从一队一直看到五队。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三进山城》之类的战斗故事片，夜里看完电影免不了一路上热烈地分析剧情，意犹未尽，白天大家便为谁当李向阳争得不可开交。放学路上是孩子们自由发挥的天地，男孩子常常自备弹弓、手枪、机枪，摹仿电影情节在田间地头打土战，女孩子们斯斯文文围在路边踢毽抓子。每天秋季偷生产队的核桃、甜杆儿是必选节目，核桃须在将要成熟之前去偷，等完全成熟也没我们的份儿了。一阵狂欢之后最大的后遗症是渗进手指皮的丹宁，乌黑的手指是无法接受老师的审查的，只得跑回家偷偷找磨石使劲地磨啊磨，企图消灭罪证。大山带给我们的还有大量的山珍，容易弄到的有木瓜子、牛奶子、羊奶子、杨桃、刺泡儿、地枇杷等，难度稍大一点可以找到八月瓜、猫食筒、野苞谷坨、荔枝（后来总认为那不是真的荔枝）、板栗、锥栗等。当然也有好看而不能吃的，如马桑泡儿，就差一点要了我的小命。

一入冬季，白果村无一例外会有几场大雪，漫山遍野成了冰天雪地，孩子们喜欢在雪地里疯跑，打雪战、堆雪人、滚雪球，也跟着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学雪地捕鸟，自创的各类雪地游乐节目层出不穷。我印象中最耐玩的当数滑雪了，三五成群找一个斜坡路段，从家里带出来的板凳四脚朝天就成了滑雪工具，朝天的两只脚可兼作方向盘用，单座、双座、多座随意搭配，一个冬天都可以乐此不疲。虽然一个寒假下来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父母大人敲打几次，滑雪运动并未停顿下来。

日复一日，又要临近过年了。大人们是否真的盼种田我不知道，小孩子望过年倒是迫不及待的，除了可能的新衣服、生产队安排的每口人三斤大米，大多数家庭还会想办法蒸粑粑、熬糖、打豆腐，最让孩子们伤心的当属鞭炮了，那年月集市上鞭炮品种单一，小的叫鞭子，买回来后还得人工编成串，大的爆竹，也叫大炮。小孩子若能拥有一定数量的零散鞭子算是十分奢侈了。插进土堆里、雪堆里让它炸起尘土飞扬，在倒扣的洋瓷盆里炸出一声闷响，丢进水塘炸起水花四溅等等，要力争每一颗都要弄出点儿花样和刺激来，总而言之是不能轻易浪费一颗的。大年初一凌晨是集中燃放鞭炮的官方时段，谓之“出天行”，大抵是祈求新年万事如意的意思，孩子们无一例外都会全程参与。接下来便开始远远近近地走亲戚拜大年了。一转眼就到了正月十五，一众大小孩子围绕着搭毛狗棚这一中心工作迅速行动起来了。远近大小的竹林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晚饭之前，各处的毛狗棚都基本完工，每处都会轮流安排人员值守，谨防偷袭。临近暮色，一坡上下规模不等的毛狗棚就呼啦啦燃起来了，颇为壮观，小孩子们围着这火堆拼命喊起来“耍噢耍噢，把毛狗子赶到×××堂屋里去哟”，邻近几个屋场你往我家赶，我往你家撵，雉嫩的童音交织在这夜空中。倘若真有毛狗子恐怕也一定被这帮细娃娃给闹糊涂了。

老家人性本淳朴，地处中国行政区划的神经末稍，村外大世界的变革影响到这边远乡村总要慢个一到两拍，二十多户十多个姓氏依托这片贫脊的土地相安一隅，人少姓杂，姻亲关系倒算得上错综复杂，辈份称谓界定明晰，坡上坎下俨然就是一大家人，正象那千年白果树的根系，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偶有鸡毛蒜皮之争也无关乎和平稳定的大局。山里人天性善良，对外来人也从不排斥。文革时发配到队里的右派分子——许怀哲先生一家就颇受乡亲们的顾看，许先生夫妇在这里依然贵为人师，父辈们至今还常常念叨许老师的授业之情。小孩子们不暗世事倒犯了一些错误，记得我那时和许先生女儿一起上小学，放学路上常常三五一伙用“许怀哲许怀哲尖尖鼻子像美国”戏辱她们姐妹。虽是童言无忌，至今想起仍深感愧疚。大集体时那么困难的年月队里还接纳了从四川流落过来的“小任”，至今仍是老家人照看的五保户。那些外来的新媳妇，招上门的新女婿也能很快融入这个大家庭。

如我一般大的孩子算是幸运的一代，虽经历了儿时的生活困苦和求学路上的十二分艰难，但终归是赶上了文革后中国历史的大变革，能读书，能上大学，顺利完成了从农村向城市的历史性跨越。虽然这贫寒的出身总让我们笼罩在自卑的阴影中，始终让我们无法像城里人那么自信和无畏，但这善良淳朴、坚韧耐劳的秉性倒是从父辈们身上遗传下来了，但愿我们的儿女能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性格更加完善。

文章来源：中国硒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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